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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太史春秋（第18页）

这李将军，往年是太史第的常客。上下称他李大头，或灯筒叔，没人叫他将军。之所以这样放肆，是因他在太史第的言行举止，也十分粗豪奔放。归根究底，是由于出身草莽。

太史公交友不拘一格，广府民间尽人皆知。有道是“不论上中下流人物，他均能分别与之往还，上至本国元首，下至蹲在街头的乞儿，与不为当日士林所齿之‘优倡隶卒’均能蹲在地上与之纵谈，屈伸皆能自如，甚至各江的‘大天二’，与之亦做朋友，真非常人所能及”。

李将军，便属这“大天二”之类。当年自立为王，横行番禺，行踪凶猛诡谲，令人头疼。清廷县署曾悬红三千两白银买他人头。向太史上任两广清乡督办，按理是要扫除绿林。却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招安了他，委任他做了乡团统领，变匪为兵。时事涌动，后来孙中山网罗豪杰，共举反清大旗。太史又资助他去安南谒见，加入同盟会。武昌起义爆发，广东宣布独立，啸聚三千之众，被军政府编为福军。自此追随孙文护法，北伐征战，也算是战功赫赫，这将军的名号，是实打实的，在广府有“河南王”之称。不过，前些年遭了排挤，解职回乡，退隐度日。

这粗莽汉子，记恩知遇，毕生维护二人。一位是当年大元帅孙文，一句粗口咆哮的“唔多清楚”，令人动容。一位就是向太史，每被贬抑为前清遗老，李将军就那一句，“广东共和的大旗，可是我太史哥给树起来的。”

但是，两个老的，这几年倒有些小不痛快。

往年春末时，灯筒叔来太史第，都带来了两样好东西。一样是他的蚝塘产的九头鲍，一样是“礼云子”。

两年未见，李将军似乎清减不少，未着戎装，穿一件宽绰的绸衫。只是言行还是一如既往，是“河南王”的气势。炒虾擦蟹，一口一个“佢老母”，粗言如同连珠炮仗。

他一见太史，第一句话就是，丢佢老母！想通了？

太史并不以为怪，微笑地看着案几上的硕大陶盅，除了贴着“获德园”的标签，上有工整的隶书，“礼云子”，是他亲手所书。这如同一个暗号，代表着这两个男人昔日通家之好。或者也是硬颈的李灯筒，表示和解的标志。

太史心里有了数，不急于回答他，微笑反问：香港这么好，你又舍得回来？

“你好嘢，佢老母！”李将军一边粗豪地骂，一边大笑。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笑声在巨大的客厅中回荡，前嫌冰释。

因为不谈时局纵横，两个人恢复了很久未有的默契。太史非常明白，李将军的“灯筒”习气，并不适合捭阖政坛，甚而注定了他的仓促下野。当年，在与张发奎合作的事上，多次劝他三思，后来受到蒋内阁排挤亦是意料中事。失意于朝野，并不影响他在退隐之后，成为一个好的投资者。灯筒叔目不识丁，却似乎天然拥有生意人的触觉。难得之处，在他很早为自己留下了后路。大约十年前，他变卖新加坡的甘蔗林，在河南置地两千余亩，开设“获德农场”，甚而在农场中设置兵工厂，以期后图。他避走香港，即刻在大埔购地千亩，建立“康乐农场”，又在皇后大道开设厚金银号，以备复出。事实上，虽则李将军再无东山再起之日，但却为此后的一系列时代变故，留下了李家足以应付的资本。

在太史志得意满之时，他曾劝说其在香港共同投资农场。因为二人于政见上的分歧，有碍太史的决策，最终导致两个家族大相径庭的命运。

但此次李将军应邀登门，无疑为已陷入低潮的太史第，带来一线转机。

太史告诉他，想通的不是我，也不是你三嫂，而是家里的五小姐宛舒。

灯筒叔有些惊奇，脱口而出，就是那个最不听话的细路女？

他下意识地摸一摸自己的胡子。他对宛舒印象太深刻，甚而至今伴随着痛感。在这孩子的抓周家宴上，他走过去逗她。或许是他过于嚣张粗放的笑声，让幼小的宛舒感到不适，一把揪住他的胡子，紧紧不放。令他叫苦不迭。

他也听说这孩子拒绝了太史为她筹备的亲事，只身去了法国。

太史点点头，说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她去法国竟然学了农科。那天同她大嫂一道，跟我和她三娘说了许多大道理，说考察了法国南部的农场和酒庄，还在普罗旺斯待了一整年。如今在中国，老一套行不通了，要开一个和西人接轨的农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