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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6章（第3页）

与此同时，圣元帝结束与关家父子的恳谈，用罢晚膳便告辞离开。关素衣主动提出相送，待马车跑出去老远才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裹，低声道，“皇上，这是祖父与父亲平日积攒的手稿，民女想请您看一看。”

圣元帝接过厚厚一沓文稿，仅翻看了前面两页就沉溺其中，如痴如醉。这是关老爷子写的一篇策论，从人口、土地、农耕、军事、政体、民生等各个方面阐述了魏国的弊端，并给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。只可惜从落款的时间上看，文章完成于建国元年，离此时已四年过去，倘若一开始就采纳这些建议并贯彻实施，魏国必不会像现在这般风雨飘摇。

这篇策论深谙制衡之道，与他现在采取的制衡之道完全是两个极端。一则建立在笼络民心的基础上；一则建立在笼络权贵与世家的基础上，而国之本为民，民心不稳又何谈江山社稷？

“错了！”他扶额苦笑，“朕竟然从一开始就错了。”提携寒门本无错，错就错在选择了徐广志作为寒门的代表。此人急功近利，最善钻营，竟在极短的时间内笼络了一大批党羽，然后排除异己，互相倾轧。于是寒门与世家斗起来，文臣与武将斗起来，汉人与九黎族人斗起来，整个朝堂都充斥着戾气，令他不得不祭出锦衣卫，这才能压制一二。

然以暴制暴无异于饮鸩止渴，他也想广施仁政，造福于民，但财富与权力都被贵族摄取殆尽，国门外又有薛孽与胡人虎视眈眈，百姓的生存空间一再被剥夺侵占，境况并不比建国前更好。

若是他当年好生斟酌一番，重用关老爷子和关先生，现在的魏国肯定大不一样。

懊悔的情绪汹涌而来，他急忙翻看后面几篇文章，然后更为叹服。文稿显然被夫人精心整理过，从建国元年到四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爷子对治国方针的阐述也在发生变化，及至最后一篇，仅一个标题就令他呼吸微窒立法、分权、集权。所谓分权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集权。

具体的细节，老爷子并未手书，正当圣元帝大感失望时，却又翻到关父的文章。若说老爷子是掌舵者，那么他就是实干家，就如何立法、如何分权、如何集权，竟足足写了二十几页纸，蝇头小楷密密麻麻，叫人看得情绪激荡，不忍释手。

难怪九条人命案子摊在头上，他却能拿出那般有力的证据，关先生果然胸有丘壑。

圣元帝首次遗忘了夫人的存在，心无旁骛地拜读二位先生大作。关素衣见他如此，嘴角不由翘了翘，这才打开身旁的木匣，仔细查看父亲交给皇上的证据。身为法曹胥吏，起草公文，录入原告或被告供述是最基本的工作，而文字能救人亦能杀人，这一点父亲十分清楚。

是以，他经手的每一桩案子，若是背后藏有冤情，他就会故意滴一滴墨水在公文上，然后以脏污为由重新抄写一份，交予上峰签名盖章，末了把原来那份藏起来作为案底，别人问起时便说已经烧毁了。待到事发，上峰果然把他推出来当替罪羊，而他本可以联络妻女，让她们取出证据上告，考虑到徐广志权势滔天，恐怕难以告响，最后反而落得家破人亡，这才选择隐忍。

何谓一字杀人？譬如第一桩抢劫杀人案的犯人有七个，按照律法，首犯当斩首示众，从犯流放千里。首犯的名字写在前面，从犯的名字写在后面。法曹官员收受了主犯送来的千两纹银，便把他的名字写到最后，让别人顶上，这就害死了一条人命。又有一桩案子乃山匪夜闯富户杀人夺财，因官匪素有银钱往来，少不得袒护一二，便将供词里的“由大门入”改为“由犬门入”，仅多加一个点，被抓的二十几名匪众竟只关押半年就放出去，然后重操旧业，大肆杀戮。

为何如此？盖因魏国律令有言，盗窃罪与抢劫罪不可同一论处，前者轻罚，后者重判。爬狗洞显然是偷盗行为，不似撞开别人大门，乃土匪行径，故法曹官员只需定下盗窃罪，便能替这些罪大恶极的暴徒开释。

种种离奇而又含冤染血的案件不可详述，若非父亲心有成算，每有可疑公文都会仔细审阅，留下案底，现在恐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不，就算留下证据又能如何？他被关在牢里不准探视，等家人发现这些证据，他或许已经成了刀下亡魂。而自己求告无门，又能找谁伸冤？倘若不小心让陷害他的官员获悉，全家都得搭进去。

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，活着就是如此艰难，难怪父亲总会拿出钱财接济那些被叛死刑的犯人家属，却是因为这个缘故。关素衣放下公文，久久不语。

另一头，圣元帝也看完几篇策论，叹息道，“夫人坐过来一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