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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班了,想着惠姐的话,忐忑不安。
去?还是不去?
当人家随便说说?那倒好办。找地方藏起来,能躲过去。可万一人家来真的,那我岂不是又得罪了人?想想那张脸,有些后怕。
故作不经意地问张玲,“那惠姐是谁?”
“她啊,”她一脸倾慕,“台柱啊,跳舞好的没得说。国标、交谊舞、迪斯科都精,以前是舞蹈学校的老师。唱歌特棒。好多歌碟,都是她推荐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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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?那般浓妆艳抹,居然曾为人师表?还抽烟?来这坐台?小姐如今在我心里,已固化成贬义词——为了钱出卖尊严的一群人。
“还是老师?真想不到……”
“这还想不到?”张玲直乐,“她挣钱多轻松啊?客人抢着点,别人一晚坐两个台算不错了,她可真忙。巴巴等着她,这边小费拿着客人刚走,那边又上新台了。还怪了,男人都被她拿捏准准的。”
“知道她挣多少?”见我听得入神,她凑来耳语。我瞪大眼问,“多少?”
她伸两根手指。“一天两千。这是少的,遇上大方的熟客,三、四千都不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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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呆了。95年,我家收入全靠我爸。他的工资每月650块。因此母亲省吃俭用供我读书,减免掉一切她认为不合理的花费。其中包括给我零花钱。
她秉承“玩物丧志”的思想,不肯不曾让我跟钱沾边。除基本的吃穿用度,若有非分之想,只能和周公要了。压岁钱只是象征性在我枕下共眠一晚,初一早晨就要乖乖上缴。
认识‘钱’字,会写会读,却从未拥有过。出走原因一部分是学业的高压;另外就是这种经济管制,让我在同学间感到自卑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我早就渴望经济独立。